|
有人把中国老人在美国的境遇形容为“五子登科”———听不懂英语是聋子，看不懂是瞎子，不会说话是哑子，不会开车是拐子，拿起电话不会答，手抖得像呆子。
中国老人赴美定居往往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他们的子女大部分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他们选择留美工作意味着父母别无选择。
这些中国老人们，从上飞
机起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自己去美国不是游山玩水，而是照顾儿孙。
■新闻背景
纽约亚裔研究机构亚美联盟去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纽约地区65岁以上的亚裔老人有10万，居全美各大城市第三，其中中国老人有3.9万人，是最大的族群。
当然，这些统计并不能准确地勾勒出中国“常驻父母”的具体数字，因为其中包括幼年或青年时期移民来美，子女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代移民。但改革开放后中国来美留学人数的逐年递增带来的父母移民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刚刚或即将拿到学位的留学生，大部分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他们选择留美工作意味着父母别无选择。
美国老年服务机构已经意识到了中国老人的增长对服务业的需求。在纽约，政府资助的很多老年活动中心增聘了讲中文的服务人员，增设了麻将、太极拳等中式活动项目。纽约布鲁克林区Homecrest老年活动中心，之前会员以犹太老人为主，但从两年前开始，中国老人占了主导地位，中心又专门为中国老人开设了一个分部，预计招收200名会员，结果有600多人报名。为患病或因年迈需要照顾的亚裔老人开设的养老院也在美国迅速兴起，这些机构配有讲中文或韩文的专门护士照顾老人们的起居，同时请亚裔厨师为他们烹煮合适口味的食物。
但目前这些服务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常驻父母”们来说基本上是可望而不可及。除去每间老年活动中心都有一个长得看不到头的“等待名单”外，很多活动中心设在唐人街等华人集中的地区，会员多是讲广东话的老移民，对于大部分中国大陆来的老人，和其他会员无法语言沟通，也就很难从集体活动中得到乐趣。另外留学生毕业后并不像老一代移民一样集中居住，而是分散到天南海北，使老年活动中心对那些既不会开车也不认路的父母来说更加遥远。
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常驻老人”们从上飞机起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自己去美国不是游山玩水，而是照顾儿孙。这使他们的生活重心和几乎所有日常活动都局限于“家”的范围，在各类华人组织和社区的地图上，他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些老人都是以个人身份来美，有事都是子女帮着处理，很难收集到他们的资料。”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冯玉慧说。
对于外人，只能从偶尔打开的“家”门中瞥见老人们心底的波澜。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国人在华工作定居的增多，那些人士尤其是老人是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一个老人的10年去留
纽约肯尼迪机场。10年前到这里，邱素琴身上穿的崭新的雪花呢外套是出国前特意请一个出名的裁缝量身订做的。10年后离开这里，她穿的仍然是这件外套，舍不得扔掉，袖口和衣角处都已经磨破了。
纽约肯尼迪机场看上去还是老样子。作为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这里每天接待30万南来北往的过客，其中不乏黄皮肤的亚裔面孔，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分出哪些人是揣着满心憧憬刚刚抵达，哪些人是带着五味杂陈的记忆即将离开。
这是邱素琴第二次来到这个机场，十年前是到站。当时她53岁，从河南郑州的一个纺织厂提前退休，来美国照顾即将出世的孙子。那时候她的头发还是黑多白少，身上穿的崭新的雪花呢外套是出国前特意请一个出名的裁缝量身订做的。这次她穿的仍然是这件外套。外套的袖口和衣角处都已经磨破了，不知是因为衣服旧了还是因为主人的个头有些“缩水”，这件外套看上去并不太合身。
直到排队进入安检口时，邱素琴仍然不停地扭头向门口张望。儿子薛伟心里一阵发酸，他知道母亲想最后再看一眼两个孙子，他也知道妻子是不会带他们来送行了，一大早，妻子就借口带孩子们游泳离开了家，她是故意要避开的。
母亲上飞机前，薛伟用力拥抱了她。邱素琴本能地转了一下身，她仍然不习惯西方式的礼节。“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见到Vincent和James。”她小声念叨了孙子的名字就进了安检口，一直没有回头。“她那时候一定在流泪，从背影也能看出来。”薛伟事后说。
回国对邱素琴是一个困难的选择。在美国十年，她帮忙带大的两个孙子都已经上了小学，她也从刚来时“不懂英语连自家公寓都不敢出”，锻炼成了可以独立转两次地铁到华人超市买菜的“老纽约”。更重要的，她终于在去年拿到了很多人绿卡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但她却决定这一走就不再回来。“我妈是怕影响我的家庭，她和我太太处得不好。”薛伟说。
邱素琴的故事对身在美国的中国老人来说几乎是司空见惯，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老人。短期来访的老人无论对美国本身满意或失望，大部分还能在儿女的簇拥下笑脸盈盈地离开。而对于长期留下来与儿女同住的老人，生活的主线就不再是走马观花的“美国印象”，而恢复到家长里短、锅碗瓢盆之间的周旋。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与国内不同的是，面对已经多少有些西化的儿子女儿媳妇女婿，“常驻父母”的这本经就更加难念。
初到贵地
3年后，石秀珍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老纽约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能习惯，那就是“下馆子”。大部分餐馆只向客人提供冰水，儿子媳妇早就习惯了吃肉喝冰水的搭配，而她每次都得用保温杯带一杯热水出门。
有人玩笑地把中国老人在美国的境遇形容为“五子登科”———听不懂英语是聋子，看不懂是瞎子，不会说话是哑子，不会开车是拐子，拿起电话不会答，“手抖得像呆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勾画出老人们在美国所面临的挑战。
张德铭和郭月娟夫妇登上飞机前对美国的全部印象来自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影，所以刚刚抵达坦帕市，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城时，他们有点怀疑自己搭错了飞机。女儿6年没见，样子倒是没变，可一路看不见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的繁华，倒是稀疏的小洋房散落在蜿蜒的河湖之间。
这对习惯了中国城市拥挤人潮的老夫妇一下子就爱上了这儿。“以前看到的天从来都是灰蒙蒙的，到了坦帕就觉得天怎么这么蓝呀。”
美国人虽然出了名的人情淡薄，表面上却是热情似火。“刚来时有一天我们在家门口散步，一个白人小伙子迎面走过来说了声Hi，我俩在那愣了半天。”现在他们可以很自然地跟人说Hello。但是，仅此而已。女儿女婿已经千叮咛万嘱咐，美国人的友好只是表面的，如果陌生人再继续纠缠就不要再理他啦。
佛州房价便宜，张家女儿刚刚工作两年就贷款买了一幢洋房。房子大事情也多，老两口照看外孙之余也包下了所有的家务。郭月娟每天最开心的工作就是把连接一楼客厅和二楼卧室的木楼梯擦得能照见人影。而房顶上换瓦、院子里割草这样的活，都被张德铭揽下来。退休前做过木工的张德铭还用捡来的废木板钉了一张野餐桌，傍晚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吃饭，其乐融融。
一个白人邻居曾经悄悄问张家的女儿，一月付给父母多少工资。得知中国的父母为儿女做事从来不计报酬，邻居羡慕地说：“我希望我也有中国父母。”事实是她的父母即使临时帮忙做babysitter(看小孩)都要收取比市场价还高的报酬。
在东西海岸的大城市，老人们遇到的就是另一种生活。石秀珍到了纽约才明白为什么儿子坚持不让她从国内带金针、木耳和香菇，纽约的中国超市和北京的超市一样丰富。过春节时唐人街鞭炮响成一片，舞龙舞狮，孔子像前祭祖，纽约的中国城似乎比中国还要中国。不过有时看到纽约地铁里老鼠乱窜，她便不由得为北京干净整洁的地铁站感到自豪。
寂寞是一种说不出的痛
62岁的赵兴贵老汉做梦也没想到，在陕西老家种了一辈子的地，来了美国还是接着种地。春夏天早上或傍晚，田里到处是挥舞着锄头的中国面孔。“美国好是好，就是太闷了。”
新鲜感总会过去，常驻老人们不久就会遇到另一种挑战，挑战来自自己的内心，是一种空谷投石却没有回音的寂寞。
紧张的工作节奏让儿女们即使有心多陪陪老人也没有余力。从孙辈进入幼儿园起，老人们大部分时间就要“独守空房”。在华裔社区比较活跃的大城市，还容易遇到背景相似的中国人，约着到华人超市买菜，生活圈相对丰富些。但美国社会“稳定”的概念对任何人都不存在，年轻人工作隔三差五地变化，老人们也跟着“南征北战”，偶尔交上的几个朋友，没多久就各奔东西了。
出国前曾在北京一所大学教生物学的刘教授和夫人，7年里已经跟随女儿一家辗转了4个州5个城市。去年夏天，刘老夫妇又随女儿搬到了维斯康新州。女儿在城郊置办了价值几十万的豪宅，景色绝佳，但几乎与世隔绝。“现在我们白天最大的乐趣是喂松鼠，边喂边跟它们唠叨，周围的松鼠都认识我们了，有时候吃着吃着还会抬起头，滴溜溜的黑眼珠望着我们，好像听懂了人话。”刘教授电话中说。
对于在以“忍”为美德的东方文化下生活了一辈子的中国老人，寂寞带来的痛苦似乎不值一提，但心理学家对长期孤寂可能造成的心理疾病已有共识。去年10月，61岁的中国老人刘孟熊在纽约家中无缘无故枪伤了儿子之后自杀，就与他长期患有忧郁症有关。纽约市华人心理辅导热线“心理安康一线牵”主任罗洁说：“中国老人是心理辅导的一个盲区，他们很少主动打电话咨询心理问题，甚至不认为忧郁是一种疾病，但因此而造成的严重事件却在不断上升。”
如果说寂寞是老人们心上的一个结，解开这个结更多的也还是要靠老人们自己。
赵老汉的儿子在大学物理实验室做研究员，是家乡无人不知的“出人头地”的后生，儿媳妇在一家公司做会计，两口子工作刚刚稳定下来，还没计划要小孩。前年老伴去世后儿子就把父亲接到美国，一方面这里居住条件远好过老家，再就是母亲去世时没能守在身边，愧疚的儿子希望为父尽孝时有所弥补。但小两口太忙了，根本没时间陪老人聊天。周末一家人开车去芝加哥的唐人街吃上一顿土洋结合的变味的中餐，来回4个小时的车程能和儿子聊天已经是赵老汉最大的奢侈。其余大部分时间他是独自缩在沙发上，以电视上叽里呱啦的洋文为背景打盹度过的，他说经常梦见家乡农闲时一起喝酒打牌的老哥们，醒了好长时间翻不过味来。“美国好是好，就是太闷了。”本来就少言寡语的赵老汉变得更加沉默，直到去年夏天他重新拿起锄头。
伊利诺伊州香槟城是美国中部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大学城，无边无际的玉米地是外来客进入小城地界的第一批欢迎队伍。像很多建立在农业地区的大学一样，空置的大片土地成了大学经济来源的一个部分。10美元一季的租金就可以让师生们在一亩三分地上享受一下“种豆南山下”的乐趣。
中国家庭占了租户的绝大部分。与美国租户大多只随意地种些花草不同，所有的中国租户的地里都拉架插秧，种上了最实用的蔬菜。春夏天早上或傍晚，田里到处是挥舞着锄头的中国面孔———虽然美国在农用机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大家用的都是最简单的农具。如果不是偶尔有高鼻蓝眼的老外兴致起时在田中搭起纱棚，坐在摇椅上观赏田中落日，真会让人误以为到了中国农村。
在老家，赵老汉的地种得不好也不差，但与伊大这些从没摸过锄头的同胞们比，他就完全是专业水平了。别人一家人侍弄一块地还手忙脚乱，赵老汉一人种三块地还游刃有余。别人地里的菜种得歪歪斜斜，赵老汉的苋菜、青菜和四季豆搭配得错落有致。别人的菜经常被兔子啃得面目全非，赵老汉却天天早出晚归把菜护得紧紧的。他成了伊大华人圈中的“名人”，经常有人到他的地头讨教“菜经”，整个夏天成了他来美国三年讲话最多的一段时间。
成熟季节一茬接一茬长出来的菜往往超过自家的消费能力，很多中国老人就摆起路边摊现种现卖，说是卖菜，更多是凑在一起唠唠家常。过了这个季节就是伊利诺伊漫长寒冷的冬季，老人们也就不那么容易见面了。美国不兴串门，这是刚来时儿子就嘱咐过的。
“种庄稼就像养娃儿，不花功夫可不行。”提起那几个月的辉煌，赵老汉仍然难掩自豪。今年开了春，他打算再多租一块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