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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当翻译那些日子，常带客人去周边城市办事。客人大多不富裕，于是建议他们去唐人街，搭乘中国人经营的长途汽车，华埠居民俗称唐人大巴。
大巴总站设在东百老汇大街的一个路口，头顶上是曼哈顿桥(就是跟布鲁克林桥平行的那座蓝色吊桥)，每隔不到一分钟，就会有地铁列车隆隆驶过。假如这时你正在用手机通话
，对方多半会以为唐人街遭到了轰炸。桥下有一家海鲜餐馆，据说不少偷渡的人蛇到了纽约，都选在那里跟家人会合。那是我平生见过最脏的街道；至于怎么个脏法，这里不便多做自然主义描述，反正和小资们的纽约相去甚远。
由此向东，可以看见当街立着一尊雕像。那是全副冠带的林则徐。对中国人来说，这位大清国两广总督兼道光皇帝的钦差大臣，是抵抗外来势力的民族主义代表；而在纽约，华人们自己成了外来分子，于是偶像的身份被改造得极其暧昧——花岗岩底座上便用中英两种文字铭刻着——林则徐将军，国际反毒品先驱。
唐人大巴最大的好处是便宜：10块钱到波士顿；华盛顿双程35块；到费城的往返票价最低到过7块钱，略贵于一包万宝路。以这样的价格，市场竞争力自不待言。2002年我第一次坐他们的车去波士顿，车上只有一个外族乘客。那是个专为华人打官司的穷律师，一个心肠不错的犹太老头，名字也叫大卫，喜欢吃烤鸭，喝五粮液。
逐渐地，搭中国人车的“老番”多了起来。每回一出荷兰隧道，乘客们纷纷打开报纸，一片《侨报》、《星岛日报》当中，也会点缀几份《纽约邮报》。这是传媒大王默多克旗下的一家小报，俗气而热销，压得同样俗气的《每日新闻》几无容身之地。再后来，车上开始有干干净净的白领读《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2004年初春，我最后一次坐唐人大巴，从里士满回纽约。路上，邻座的小伙子在读马丁艾密斯的《黄狗》。小说属于偏“酷”的一类，在中国得划到后现代派，不是受过点教育，文化上有点追求的人，不会去碰的。
这里，我们看到一条上升的曲线。那些乘客的成份，用某些人士的话说，就是在不断地“上档次”。而这是要触犯一些人的利益的。于是，市警署不断传出话来，说要取缔华人的汽车公司。这当然是有人想让官府出面，把对手扼杀在摇篮中。至于借口嘛，无非是恶意竞争，车况不合安全标准，员工待遇有违人道等等。提出这些指控的，自然是本地人开的大公司。他们拥有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家大业大，雇员福利好，经营成本高；不但要算经济账，而且要算政治账。一算政治账，经济上就要付成本。当然，政治的终极目的也是经济利益，只是通过这种手段追求的利益，大多都未必正当。正当的利益应该来自自由准入，公平竞争的市场。这是常识。
大公司的车我没少搭，尤其是“灰狗”。他们规模大，线路四通八达，带我走遍大半个美国。可我在他们的车上丢过行李。司机开不出多远就停下喝咖啡，把乘客放在烂得不能再烂的速食店门前。他们的卫生也不比华人搞得更好。一次他们的汽车在西部沙漠里抛锚，那是大前年7月底的一个下午的3点钟，差点把我晒成人干。到80年代，一些优惠的服务也取消了。就这样，他们还有脸亏损。所以不管哪国人，只要不是顽固坚持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红脖子老粗，都会选择唐人大巴。
华人的车队是小本经营，斤斤计较，锱铢积累；这样的小生产无时无刻不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反观西方人，跟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殊死搏斗了近一个世纪之后，发现自己正不得不为维护社会主义传统而奋斗。
于是，纽约市就要将唐人大巴这棵资本主义毒苗连根拔起。千钧一发之际，《纽约时报》一位据说来自北京的年轻记者，为此写了一篇精彩的报道，在纽约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文章讲了车队老板白手创业的故事，还为他的车队最为人诟病的安全问题做了辩护。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两点：一，很多来自第三世界的新移民，代表了美国人正在失去的美国精神；二，占领舆论阵地，是一项何等重要的工作。
离开纽约将近两年。几天前偶见一词，叫“满地可”，肯定是地名，记得那是唐人大巴一条线路的终点。一起吃火锅的朋友说，就是“蒙特利尔”。曾在一部电影里见过那个城市，后来一直盘算着去看看，结果放着那么便利的交通工具，还是失之交臂，憾莫大焉。最气人的是车队管事，怎么就不懂招牌上要用外国字写上“MONT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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