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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生理学传统开始于17世纪，它把生物体看成一台机器，通过了解其生理结构来解释其生命功能。尸体解剖就是一个重要突破。
1589年，保夫在莱顿大学进行了第一次公开解剖，同时进行讲解。这在当时不仅是科学研究上的伟大尝试，同时在观念上无疑是对神权的挑战。
三年后，根据保夫的设计，学校为解剖学专门建成了一个类似罗马竞技场的圆形阶梯教室，这种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在场的每个学生都能清楚地观看人体解剖的全过程。当时欧洲其它的老牌大学还没有这样的设施。
最初上解剖课时，学生们自己不能动手。由于条件的限制，这一学术活动也仅限于冬天进行。人们把解剖尸体视为一次重大事件，每进行一次解剖，学校所有课程都要停止。
莱顿大学的医学研究更多地向自然科学靠拢是从布尔哈芬开始的，他本人既是一个医学家，也从事数学、力学和静力学研究。各国学生都涌向莱顿，拜他为师。布尔哈芬编写的医学教材和化学课本都被欧洲各国大学所采用，他因而享有"欧洲教育大师"的美誉。
今天的莱顿大学医学中心从建筑风格上已经看不出17、18世纪临床大讲堂的痕迹，它既是世界一流的医学研究中心，也是荷兰最大的医疗机构，这里的研究人员一般都身兼两职，一边从事研究，一边服务病人。他们在免疫学、器官移植、基因和传染病研究领域一直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
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的对外开放日是为纪念心电图在莱顿大学发明一百周年而特别举办的。
莱顿大学发展东方语言研究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对外贸易和政治的实际需要。荷兰同越来越多的东方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关系， 19世纪下半叶，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促进了荷兰同远东各国的交往，同时也促进了莱顿大学的传统学科东方学的繁荣。从1851年开始，大学就设立了中文和日文专业。这个中文图书馆使莱顿大学成为欧洲名副其实的汉学中心。
来自香港的吴女士，在这里做图书管理员已经有30多年时间了，当她无数次地为世界各地慕名前来查阅的学者展开这些中国古籍时，内心总是涌动着一阵阵自豪的感觉。
这里珍藏的中文典藉对于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来说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但是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它却是一个宝藏，正是借助这些原文书籍，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始终保持着原汁原味，正像这位柯教授说起普通话来字正腔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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