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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慧哲是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的硕博连读四年级研究生。在导师、留英博士孟安明的指导下，目前他正在进行一项新的研究——“受Fgf调控的新基因功能研究”。思维敏捷的他在阐释这项研究时，“新”是他运用频率较多的一个字，“孟老师一直在教导我们，要不断尝试新的东西。”
这一句在黄慧哲的口中看似轻描
淡写却嵌入思想深处的话，给了一个答案：也正是孟安明一以贯之的求“新”，才使得他在自己的发育生物学这个基础研究领域里，迈出了自主创新一步又一步坚实的步伐。
仅从他们最近的一项科研成果“斑马鱼Dpr2通过促进Nodal受体的降解抑制中胚层诱导作用”来看，你就会发现这句话的精到之处。
动物由单细胞胚胎发育为由多种组织、多个器官构成的个体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受到多种分子信号的精密调控，如果调控失常，就会导致胚胎的异常发育，产生出生缺陷、甚至早期夭折。Nodal信号是胚胎发育中的一个关键信号之一，它诱导胚胎形成中胚层和内胚层组织，如肌肉、骨、肾脏、心脏、消化道、呼吸道等。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科研机构都在进行相关的调控研究，但是涉及到机理方面，基本上还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孟安明等人利用斑马鱼为模式动物，结合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等技术，经过几年的研究，发现Dpr2基因在胚胎的中胚层前体细胞中有一种特异性表达，其后合成Dpr2蛋白。抑制Dpr2的表达可以增加中胚层组织，而增加其表达可以减少中胚层组织。进一步的生物化学实验证明，Dpr2蛋白可以与激活后进入细胞的Nodal和TGF(调控转化生长因子)受体结合，促进它们进入细胞的溶酶体而降解。因此，通过调节Nodal受体蛋白的降解，同样可以控制Nodal信号的中胚层诱导活性。从而，他们发现了一种抑制Nodal信号的中胚层诱导活性的新机理。该项成果加深了对胚胎发育调控的认识，对于研究人类出生缺陷的遗传机理有借鉴意义。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于2004年10月1日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杂志《科学》上。
这一成果入选了“2004年度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科技部举办的“科技界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加强自主创新重要指示”座谈会的发言中，就特意提到了这一成果：“该项研究工作全部在国内完成，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杂志上，是我国在发育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突破。”
但是，孟安明在谈起这项源头创新性成果来，却显得异常谦虚和低调，“这只是我们所做出的发育生物学理论上的一个新的认识，这也是我们新的起点。”对于这一“新”的起点，孟安明认为，“鉴于TGF信号的增强与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有关，将来我们还可以探讨Dpr2基因在肿瘤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其实，除了这项成果之外，也正是孟安明的不断求“新”，其多项科研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其本人还于1999年入选清华大学“百人计划”，2000年获得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杰出青年学者”奖，并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资助计划”，2001年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并获得教育部第二届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等等。
“要想使基础领域自主创新的步伐走得更快些，当前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是科研经费问题。”就如何加快自主创新步法，孟安明谈到了自己的看法：“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了要加强基础研究，但是我认为，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大，许多科研人员因没有足够的研究经费而不能开展高水平的研究。坦率地说，我国仅有很少数的实验室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如果有更多的实验室、更多的科研人员有条件从事各学科的前沿研究，我想，我们国家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会多得多。另一方面，目前的绝大多数基金项目的资助强度很低，一个实验室不得不从多个渠道申请项目，科研人员每年在项目申请、汇报等方面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研究方向也难以集中。”孟安明还建议，国家可考虑设立一项专门的基础研究计划，遴选最优秀的实验室，给予5年一期、并可以延续、滚动的资助，资助强度可以满足实验室的正常运转所需，同时限制进入该计划的实验室申请国家的其它任何科研项目。
对于科研评价体系，孟安明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由于基础研究周期长，很难在短期内出成果，像他的这项“调控动物胚胎中胚层形成的一种新机理”研究就历时4年多之久，所以，“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评价体系应该有所创新，切不可急功近利，否则就会影响自主创新。”
孟安明还对学科的交叉合作“情有独衷”，他认为，他负责的发育生物学实验室和陈晔光教授负责的分子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合作在《斑马鱼Dpr2通过促进Nodal受体的降解抑制中胚层诱导作用》上的合作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其实，从自身来说，孟安明1987年～1990年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学习，获得的是遗传学博士学位。1992年到1996年在北京农业大学搞的也是遗传学研究。只是1996～1998年在美国佐治亚医学院作访问学者时，他转行到了发育生物学领域。此次转行获得极大成功，他在那里发表了一些极具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而后回到清华大学。从这里看来，孟安明本身就是一个学科交叉的“个体”。“遗传学方面的知识对我后来的发育生物学研究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谈及“海归”学者在国家的自主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时，孟安明认为，虽然不排除有的留学人员回来后，往往有意识、无意识地模仿国外已有的先进技术，失去了自主创新的勇气和积极性。但是对于大部分“海归”来说，留学经历对于自己的创新还是大有裨益的，只要他能够灵活运用自己的已有知识结构和不断学习。“孟老师把在佐治亚医学院的研究体系移植了过来。不过在那里主要搞的转基因研究，而现在主要精力却是放在了机理研究上。”黄慧哲说。
“我在该项研究的搭档陈晔光也是‘海归’。”孟安明加重了语气。据孟安明介绍，陈晔光1988年～1990年，就读于美国Fordham大学，获细胞生物学硕士学位。1991年～1996年，就读于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后来相继在Howard休斯医学研究做博士后研究和在美国加州大学Riverside分校任助理教授，2000年来到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现同样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兼任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等。现同样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兼任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等。
“我们获得这项成果的一个社会意义，就是告诉广大留学人员，在祖国的土地上，你同样可以获得重大的科研成果。”孟安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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