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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网 >> 首页 >> 留学故事 >> 陪孩子成长的岁月:爱在大洋两岸间

陪孩子成长的岁月:爱在大洋两岸间

来自:网络,阅读次, 2008-3-14 14:34:23

培养孩子的过程是艰辛的,也是快乐的,更是人生经验的积累。美国《侨报周刊》日前刊登了“陪读爸爸”远志陪伴儿子成长的故事。原文摘录如下:

21岁那年,我刚刚步入大学;30年后的今天,21岁的儿子大学就要毕业了。有人说,儿子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作为父亲,我想说,我是数着儿子的脚印不断感悟的。

成长足迹跨三国

至今,儿子在中国、日本和美国分别度过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光。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夫妻先后到日本学习。为了攀上学业的高峰,我们昼夜苦读,终于坚持到我博士毕业。几乎同时,妻子也考上了博士生。几天后,思儿心切的我们,请朋友将5岁多的儿子带到了日本。我们清晰地记得,那天是1992年4月7日。

4月的日本列岛,阳光明丽,樱花灿烂。在上野公园的樱花树下,儿子笑容如花、小小的脚印印在潮润的东瀛泥土里,也刻在我的心上。那时重拾父亲责任的我,想了很多很多……

儿子在日本上了一年幼儿园,五年多小学。那几年,我们和重视子女教育的日本家庭一样,带他参加校内校外各种活动,去名目繁多的博物馆,到夏威夷、泰国和韩国旅游,还送他上课后补习班。从五年级开始,他从公立学校下课后,便去名为“日能研”的著名私立补习塾补习。

常常到晚上9点钟才下课,所以我们还要给他带饭。每天帮他解题和检查作业是我下班后的主要工作,为此,我也恶补了不少日本地理历史知识和社会常识。记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陪读爸爸》,记述了我们与孩子每日同桌记时做题,周末到补习塾紧张看榜的难忘经历。

当时,我们已盯住日本最有名的开成中学,帮助孩子冲刺。儿子在全日本每周的“日能研”联校排名时也曾榜上有名。然而,我们心中却时常感到困惑,为自己的现在,更为孩子的未来不断思索。最后我们的结论是:不管将来怎样,现在应该让他回国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将自己的心路历程总结成文,在日本的中文报纸发表,还在留日中国学人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我们给儿子讲了许多道理,只是不知道不到十二岁的他理解了多少。经过几个月的拉锯战,在我们连哄带蒙下,他同意回去试试。我特意请假回国,把孩子送进了清华附中住读班。

在清华附中两年,儿子逐渐熟悉了新的环境。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中,他手把一辆破车,骑得飞快。在不知底细的人眼里,他俨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北京。

儿子在班里成绩也一点点攀升,作文曾经考了近满分。其间,他还返回日本念了几个月,并参加了小学隆重的毕业典礼。

两年后,我们又牵着孩子的手,帮他踏出了人生新的一步。2000年夏,我再次送子“出征”,把他送到了美国,与半年多前赴美的妈妈团聚。儿子到美后进入新泽西州普兰斯堡-西温莎高中上九年级。

我的身份也从“陪读爸爸”,渐渐变成了“遥控老爹”,现在这控制线又延长到了大洋彼岸。

爱在大洋两岸间

后来,我到香港的大学工作,一年三、四次往返于大洋两岸。在我们学校,像我这样夫妻分居两地的“空中飞人”不是一两个,有的夫妻各带一个孩子,一家两制。我还有不少当年留学日本的朋友,有的将孩子送回国,自己坚持“抗战”;有的将孩子留在国外,只身回国创业。此外,还有的找个监护人将孩子寄宿在海外的人家。我和朋友有时聚在一起,调侃说我们可以组成一个MBA(Married But Alone)俱乐部。

对于这种现象,外国人不理解,没有类似经历的亲朋好友也可能不会明白。我们很难说清其中的“得”与“失”。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付出。但愿这种无奈仅限于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文革”期间失去了太多。1977年恢复高考后有机会上了大学,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无比珍惜。改革开放,使我们能够走出国门,有了人生更广阔的舞台。我们要实现自我,自己从事半生的专业在我们眼中是何等重要。然而,起步晚、目标高,要做到事业、生活两全其美又何其之难。

同时我们又通过生儿育女延续自我,对下一代有不可推卸的教育责任。我常想,生下孩子,在得到父亲这个光荣称号的同时,也承担起了另一份人生和社会的重任。

正是这种无奈与责任,让我创造和珍视每一次与孩子相处的机会。也正是这种无奈与责任,使我家有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模式——远程交流。而这一切的目的,就像我的一篇文章 的题目——为了“系紧心灵的纽带”。

互相牵挂缩距离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父亲也是一样。儿子在清华附中读书时,他的妈妈特意从日本到北京参加开学典礼,还坐在教室的窗根下旁听了几节课。我有一次专程从香港去开家长会。大清早,夜色蒙蒙中,我赶到了清华园。等到孩子所在的班出了宿舍,我悄悄地跟在孩子们队伍后面,围着大操场跑了三圈。我想,在他意外看到爸爸的欣喜中,一定能感受到“父爱如山”。生活在爱中的孩子才不会感到孤独、迷失方向。

儿子到美后,电话与互联网,成为了我们平日联系的主要方式。

差不多每天我都与儿子定时通话。虽然孩子说话没有什么正经样,但父子间在玩笑中缩短了空间的距离。

儿子经常通过电脑传来一些照片和影像,从康奈尔大学亚洲博物馆珍藏的唐寅、齐白石名画,到自己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场飞驰的身影,使我身临其境,了解到他的生活和所见所闻。

儿子每次重要考试前,我都要打越洋“起床呼叫电话”。这不仅因为我在家中以守时著称,当“闹钟”比较可靠,更主要的是让孩子知道,万里之外的爸爸时时就在他的身旁。其实,往往接电话时他已被枕旁的闹钟或妈妈的电话唤醒。我相信,老爹的声音会成为孩子的“晨钟暮鼓”,敲响在孩子的心头,激励他更加上进。

我到美探亲时,全家常与孩子一同看电视剧,一部《围城》就看了几遍。最近《侨报周刊》登载了回顾77级的系列文章,孩子从网上读了大多数文章,我们也给孩子回忆“文革”时代,讲述上山下乡的经历以及1977年参加高考的过程,希望他从中对自己今后怎样走好人生之路有所感悟。

父子一同交流人生经验,品评社会,孩子谈话中表述出其观点,对许多事与我们有同感,更有争论。言谈中,我们父子之间加深了沟通与理解,相互关系也从单向的传授,到相互交流,再到彼此教育,走出了三个不同阶段。

追踪儿子上大学的全过程,让我比较了东西方教育制度的差异,这对我在香港的大学教育中更新教育理念、更好地理解当代的大学生们也有启发。

孩子嘴上虽不说,但他通过互联网对我的研究工作也时刻关注。我每次发表文章或出版新书之前,儿子都是第一个读者与评论员。他时不时挑出些毛病,还分出“硬伤”与“软伤”。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谈东西方传统药物对比研究,他看后就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见解。

两地求学助成熟

孩子走过的路是够曲折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小学没读完,中学肄业,高中浑浑噩噩……”作为家长,我们期望孩子走出一条人生五彩路。不过,路要他自己走,我们的责任是为他指路,在他要跌倒时扶他一把。

孩子刚到日本时,自然一句日语也听不懂。公立幼儿园老师面谈时,说园里既无中国孩子,老师也不懂中文。园长在收与不收孩子间犹豫着,而按照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上私立幼儿园几乎是承受不了的。孩子在旁边听着似乎有些怕。我随手给他写了几道数学题,分散他的注意力。看到他马上写出答案,老师的表情和语气大变。原来这些内容在日本要在二年级才学。这一下算是出奇制胜了,既让园长爽快地接受了孩子,又给了幼小的孩子一份自信。因为,孩子很敏感,即使听不懂日语,也读得懂老师的表情。

让儿子回北京读中学时,我们嘴上鼓励他不畏困难,努力跟上大家,心里却明白,“逆向留学”过个把月的孩子,这可能太难了,跟不上就让他回来。他走后我们一动也没动他的书桌。在老师、同学和亲朋的帮助下,他基本跟上了国内孩子,回国前心中的不快已被进步的喜悦所代替。日本老师和同学知道他已经上了中学,十分惊奇,这也让他自豪了一把。

有了前面的经验,孩子似乎有了几分闯劲,小学毕业典礼后,他高高兴兴地返回了中国。在机场检查口,孩子回头挥手告别的一刹那,我们突然感到孩子似乎长大了。

临走前,儿子的中文习作《我过了三关》登在了报纸上,记述自己是如何在半年里基本上过了语言、生活和学习这三关的,这是他迈出人生重要一步的纪录。没想到,孩子顺利“渡过三关”的消息比当初送他回国时引起的涟漪更大,仅我们周围便有三、四家朋友送子“留学”。有的孩子甚至比我的儿子还大,还有中日混血儿。后来,在日本、香港或美国,与朋友们重逢,得知当初从外表到内心与日本孩子没有什么两样的他们,已变得中文流畅、与祖国不再生疏;想到不久他们将成长为兼知两国语言、文化和社会的复合型人才,有比父辈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时,我们不禁感慨万千。

康奈尔邀儿就读

儿子到美后,我们知道,几乎没有英语基础的大孩子和大人一样,不容易适应新环境。怕他压力太大,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他分数如何。我一改过去“父不夸子”的做法,时不时夸夸他9个月便考出了双语班的“光辉战绩”,目的就是让孩子树立信心。我还给凡事认真的妻子送了一本书——《千万不要管孩子》,让她有个平常心。

2004年6月下旬,大学招生几乎尘埃落定,孩子也有了不错的去处。没想到,一天,我在家中收到康奈尔大学的电话,问孩子是否接受他们的录取:“请马上决定,否则顺延到下一位”。如果不是因为我探亲来美,恰好在家,孩子很可能赶不上常春藤名校的这趟末班车。

陪孩子成长的岁月:爱在大洋两岸间
滴答网 http://www.tigtag.com 2008-2-18 中国新闻网




自主留学到剑桥

经过几次事,儿子对老爹的作用算不上十分崇拜,也八分承认。上大学前的假期,孩子的妈妈从报上看到为美国孩子办北京夏令营的消息,为他报名作义工,并把他送到北京,在夏令营安顿好。他发挥自己中英文兼通的长处,美滋滋地当了一个月“赵老师”。他在网上给在美的家长写夏令营日记,又当辅导员教中文,还带孩子们上街买东西,教他们讨价还价,度过了一次很有意义的暑假。

在大学第一年的暑假前,他发愁说,一年级生很难找到与专业有关的实习机会。尽管我也可以帮他在我任教的大学找个位置,但我想让他自己闯闯。我提醒他到日本的学术机构试一试,他好像茅塞顿开,一下来了精神。而且,他还别出心裁,为了博得初审他申请书的工作人员的好感,写申请书时同时使用了英、日文。第二﹑三年的暑期实习、去剑桥大学留学以及申请奖学金,便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了。

这一年暑期,儿子在东京大学的宇宙线研究所当了三个月的研究实习生,开始了研究生涯启蒙课程,这也是他第一次自食其力的海外生活。

第二年暑期,他被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数学培训班录取。班里汇聚了来自多所名校的不同年级的尖子。不但供给食宿,还提供了一种与大学不同的学习环境和交友的机会。孩子看到天外有天,增强了竞争意识。在此前后,他还到著名的霍普金斯夏令营当了一期助教,回康奈尔大学跟老师做了一个有奖项目,一个暑假做了三件事。

第三年暑期,他刚从英国回来,就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数学研究所做学生研究员,与同伴合作出了一篇研究论文。几个月后,他申请到资助,在学会上发表了论文。

心田沐浴七色光

因为孩子有幸在中、日、美生活过较长时间,我们多么希望,这三个截然不同国家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能够像绚烂的七色光,照进他的心田,让他具有阳光般的性格,光明磊落、开朗乐观、温暖他人、贡献社会。

我们觉得,多元文化如美食,能给孩子全方面的营养,但是,弄不好也会让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消化不良。作为家长,就要像营养学家一样,为孩子制订适宜的食谱,使孩子吸收到与年龄相应的足够营养,逐渐成长。

在日本时,作为在日中国人,对中日关系十分敏感。朋友们常以此为话题,在聚会中议论。出于爱国情怀,言辞不乏激烈,“小日本”、“鬼子”等也时不时挂在嘴边。考虑到孩子还小,对中日历史缺乏了解,我们注意不当着他的面说一些过激的话语;同时,结合日本教科书中关于中日历史的描述,我们给他补充了很多中国文明和历史的知识。

我有一套中国历史朝代的扑克牌一度成为孩子的最爱。他常常按朝代顺序把花花绿绿的纸牌摆满一地,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着皇帝们的年号。我总觉得,后来儿子对世界历史的浓厚兴趣和玩那套扑克多少有关。大概是受此启发吧,多年后我还设计出版了一副中草药知识扑克,成为工作中的一件趣事。

来美国之前,我带儿子去了一次西藏,到了海拔5400米的后藏。他看到寺院里藏族僧侣们的虔诚与雄辩,也看到餐馆里乞儿的贫穷与可怜。孩子在申请大学的小作文中写出西藏之行给他的震撼。后来,有美国朋友看到了儿子的作文,也为文章中看中国的新视角而惊叹。

识广促进求知欲

美国社会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为孩子展示了世界的另一面。名校的教育又激发了孩子的求知欲望。几年来,在康奈尔大学、东京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这几所世界名校中的耳濡目染,使儿子渐渐有了变化。高中时期他沉溺于电子游戏,不爱参加社会活动,现在则变成了同学中的活跃分子,还担任过两届大学学生数学团体的主席。

名校丰富多彩的人文环境使学子们见闻广阔。儿子去剑桥大学做留学生的一年期间,留学生剧社排演《梁祝》时,请来也在剑桥的金庸先生担当顾问。曾通读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儿子兴奋地告诉我们,某日见到了“庸兄”。从英国返美时,孩子还带回了金庸手迹,视为珍宝。

放假期间,儿子与同学们结伴游览了英国、意大利和法国。一处处古迹名胜是活生生的欧洲历史地理教材,想必学过欧洲历史的他在旅游中不仅仅是观光。现在,他对“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古语一定有了更深的体会。

长空万里待鹏飞

2007年底的寒假中,我们全家乘邮轮外出旅行,慰劳来美8年努力工作并辛苦陪伴孩子成长的妻子,也为申请继续攻读博士的孩子加油。儿子把10个世界顶尖大学、数学大师们的斐然学术成绩研读了一番,还毛遂自荐,上门面谈。通过报考研究生这一过程,涉猎范围比起修读一门课程学到的东西可能更多。此刻,我觉得结果如何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记得儿子16岁时,我送了他一套110个国家最小面值的钱币,我曾经写了这样几句话:等到爸爸60岁时,希望收到一套这些国家最大面值的货币。没想到,这段话还真使孩子有所触动。儿子报考大学的一篇小作文,题为《我的父亲》,文中写道:“我知道,爸爸对我期望的不是具体的金钱,爸爸对我的期待很大很远,这是一种人生的驱动力。”

前几天有国内来的朋友问:“孩子毕业后,是否帮助他在香港找个职位?”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现在孩子们劳筋骨、饿体肤的锻炼机会已经很少了,但社会变化造成的心理上的落差与激烈竞争产生的压力,往往会超过我们这一辈。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总为孩子遮风挡雨。

常言道“知子莫如父”,我知道孩子有一定潜力,但对于孩子身上的缺点、弱点也心中了然。我们希望并相信儿子能凭借自己的实力去闯荡,像他的名字寓意的一样,展开双翅,鹏程万里!(作者:远志,日本东京药科大学博士,在一日本公司任高级研究员多年,1999年赴香港任教,现为香港浸会大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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