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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当然值得欢迎。然而，刻意地用种种优惠措施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只能惯坏这些创业者，使他们无法直面无情的市场竞争，轻易就当逃兵。
精心呵护的“独生子”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对自己的留学
生这么优待了，简直像对独生子一样呵护。首先是中央政府，不仅对吸引留学生回国制订了非常优惠的政策，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强调，在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同时，吸引他们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其形式包括兼职、合作研究、委托研究、投资创业、人才培养、中介服务等。
然后是地方政府，尤其是那些发誓要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地方政府，又把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层层加码，户籍安排、配偶就业安排、子女就学、申办企业手续简化等等方面的照顾就不必说了。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政府的无偿赠送。比如广州，由政府专门设立的6000万元留学人员科技创业资金，已给予43位留学人员每人10万元的无偿支持。至于信贷优惠，更是不在话下。广州市政府出资组建的广州风险投资公司已向10个留学人员创业的项目提供了5437万元的风险资金。
各地也争相为留学人员开办特区。1994年南京在全国率先创办“金陵海外学子科技工业园区”，目前，全国各地这样的“特区”已达60多个。一大批干部和土地、资金等资源被用于专门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提供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
不能说这些措施没有效果，起码北京的搜狐、上海的华大基因、广州的天普等企业都是成功的典范。然而，与巨大的有形与无形投入相比，这样的产出是否太小了一点？
学步车依赖症
最糟糕的是，政府的种种优惠措施和热情期待，也惯坏了留学归国人员，使他们经常无法面对现实的市场，使他们面对挫折，更多地只是怨天尤人，而失却自己奋斗的勇气。
一位连续采访过4年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的新华社记者报道说，从这些留学归国创业的人嘴里，听到最多的是抱怨：抱怨政府刚开始对他们关怀备至，后来却冷落他们；抱怨国内企业家没有眼光，看不出他们带回来的技术的市场前景；抱怨国内商业环境不如人意，没法让他尽情施展。结果，不少海归乘兴而来扫兴而归，转了一圈，享受了优惠后，又出走海外。
当然，这不能完全责怪他们。应当受到责怪的是争相出台优惠政策的各地政府和喜欢添油加醋的、编造美丽新世界的传奇故事的媒体。在官员和媒体眼中，留学回国创业人员被视为天之骄子，这些海归派也形成了自己的心理期待。在不少海归派看来，政府的优惠和照顾似乎是理所应当的，国内的企业家也理应把他们奉为座上宾。一旦这种期望落空，他们当然就只有抱怨、甚至怨恨。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他们也觉得自己的产品肯定有市场，仅仅因为国内的环境不适合他创业，国内的投资者也有眼无珠，所以他才会失败。
有不少留学归国人员说，他们刚回来时像“度蜜月”一样，政府热情得不得了，但后来却成了没娘管的孩子。这种话语清楚地表明，政府的政策和媒体的烘托，已经让海归们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因为从一准备回国的那一刻开始，海归们的每一步都是靠坐在政府的学步车里迈出的。不幸的是，他们中不少人以为，上了马路，仍然可以指望这个学步车。这种想法当然完全错误，但我们就应该反思，既然也是成熟的成年人，政府为什么非要塞给他一辆学步车？可能正是政府的过分照顾，摧毁了海归们的自信心和面对现实的勇气。
高科技不等于高利润
或许到了该反思种种过分的鼓励留学人员创业的政策的时候了。政府的鼓励政策当然出于好意。尤其是对于立志要发展高科技企业的地方，当然需要新技术、新产品，需要新观念，需要新的企业模式，需要新的筹资渠道，而留学人员似乎是一个有益的资源。
然而，中国，或者具体到某个省、市，需要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是政府事先就可以科学地规划出来的吗？高科技产业当然十分诱人，但在特定地区给定的资源和市场约束下，高科技未必能够为当地带来高利润，而企业是否成功，唯一的指标是是否创造出了利润；对于地方政府亦然，没有利润，何来产值、税收和就业机会？事实上，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是浙江的温州，然而，那里并没有几家高科技企业。同样，在北京的中关村，许多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在赔钱，而那些没有享受优惠政策的安徽农民却靠贩卖配件而获得了利润。
然而，在政府眼中，有些产业因为其“土”、因为其没有技术含量，而受到忽视、鄙视甚至歧视；而某些产业，因为其能带领面子和政绩，而受到鼓励、奖励甚至过分地偏爱。留学归国人员创业的种种优惠政策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出台的。
但不管是从经济学还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在政府的正当角色中，这种做法都没有理据。在竞争的环境中，政府除了可以扶持（同时也约束）某些提供必不可少的公共品的事业之外，不应当支持任何赢利性企业。理由很简单，大家都是为自己挣钱，你支持这一类企业，就等于歧视除此之外的其它所有企业，就意味着对你辖区内的所谓企业家不能一视同仁。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严重的歧视现象。仅以创业为例，各地政府为留学回国创业者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服务，他们可以在很短时间、以相当低的成本完成开办企业的程序。而在北京，一个普通商人要开办一家普通的企业，比如开办一家小饭馆，要跑完政府各个部门的所谓程序，需要几个月时间，而且，还未必能够顺利地拿到开业所必需的各种证照。当然，我们要补充一句，政府照顾海归的简化的程序，其实才应当是正常的程序。然而，政府在优惠某类企业的时候却依然把对其他企业的歧视视为理所当然。
同样，在资金方面，政府为海归们提供了风险投资资金，还有优惠信贷，有的甚至能够得到无偿赠款；而一般私人企业却不可能享受到任何这样的优惠，只能通过非正式金融体系解决资金问题。
政府对某些产业、某些企业吃偏饭的态度，既害了吃偏饭的那些企业，也不利于本地形成合理而高效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工合作链条。通过优惠政策，确实可以勉强扶持起若干企业，但未必能对本地经济发生多大整体拉动效应。而本来合乎本地资源优势却遭到政府歧视的那些产业，可能因此而得不到正常发育。温州形成合理而高效的产业群体的成功经验证明，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产业链条，应该让市场、让当地企业家去探索、发现和创造。而政府的产业优惠政策，更多地恐怕只能扰乱这个发现和创造过程。
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
政府对海归采取优惠政策，似乎隐含着一个假定：这些掌握着先进知识的海归能够靠着新技术创造出高利润。也就是说，它事先就可以清楚地确定，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企业能挣钱。然而，任何创办过企业的人，恐怕都不会认同这样的想法。
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靠优惠政策吸引回来的留学生们，大多不是企业家，甚至可能不具备企业家的潜力。他们在海外基本上没有创业的经历，大多数从事的技术性工作；即使从事管理工作，也是在大型企业内部从事日常管理。这样的背景，对于创业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创业需要的是企业家精神。
相反，如果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他是不会仅仅因为优惠政策才回国创业的。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本地的资源和市场，本地的宏观商业环境，比如法治的水平、政府管制的范围等等。而一个人，如果不能为自己的产品找到投资，不能解决本企业的资金问题，也无法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市场，那他就不能说是一个企业家。同样，一个人，如果不能面对中国的社会环境、不能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恐怕也不能算是企业家。
所以，也许，对于那些失望地离开的海归们，我们没有必要格外地惋惜，毕竟，在同样的环境下，各地已经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成功的企业家。当然，政府应当汲取教训，致力于创造更健全的制度框架和营商环境；但这绝不单单是为海归们，而是为所有具有创业冲动者。古人云：政者，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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